1962年秋，人民大会堂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，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沉吟片刻，说出一句让与会者意外的话：“以后对瞿秋白的纪念要少一些。”语气平和，却掷地有声。消息不胫而走，许多人难以理解：七年前，中央刚刚为瞿秋白平反、追认烈士，如今为何又要“少纪念”？

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6月18日夜，福建长汀的监室里，守卫听见一阵轻哼——是国际歌的旋律。瞿秋白靠墙而坐，咳嗽未停，仍对看守笑道：“明天去郊外散步，可好？”看守愣住，随后扭过头去。次日清晨，36岁的他在开阔地迎着朝阳走向枪口，从容、平静。宋希濂事后回忆：“我生平第一次觉得，钢枪在他面前如此笨重。”

瞿秋白1899年出生，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比许多后来的元帅、将军都早。他不擅握枪，却善执笔。1923年起，他连续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国家与革命》等经典，出版时常加上“按语”，用通俗文字解释抽象理论。那几年，基层党小组借着他的小册子在码头、校舍、报馆悄然生根，这一点，在中央档案里至今留有数据——1925年底北京地下党员激增至800余名。

1927年4月，蒋介石大开杀戒，瞿秋白赴武汉参加八七会议，主张“武装保命，农村包围城市”。会后他兼任前敌委员会书记，辗转赣闽。党内斗争也随之而来。1931年，他因反对王明“左”倾冒进，被撤去中央职务，调往瑞金宣传部。政治上的冷遇，加上反复的肺病，米兰app官方网站让他在长征出发前无力同行，只得留下。

南方三年游击，环境恶劣到“缺药比缺粮更凶”，陈毅后来这么形容。1934年底，陈毅、项英商议护送瞿秋白去上海医治，路上遭保安团截击。何叔衡掩护突围牺牲，瞿秋白与几位女同志被捕。关于身份暴露的细节，有“内部泄密”说，也有“敌军碰巧识破”说，至今史料仍在比对。

押往长汀的途中，他开始写《多余的人》。这部十余万字的狱中文稿，既有自述，也有沉思，其中夹杂几段疑问：“革命道路在哪？我是不是多余？”这些句子被国民党情报人员截抄后，大肆渲染“意志动摇”。蒋介石甚至亲示宋希濂：“若肯为我所用，可免其死。”而宋希濂口述中提到，瞿秋白的回答只有一句：“此心不变，毋庸再议。”威逼利诱，开云俱化无形。

抗战爆发后，共产党在敌后迅速发展，瞿秋白的牺牲被视作“信仰的注脚”。1942年，延安整风期间，毛主席多次引用他的译句“自由不是我爱的女神，我自有我之母”。然而，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依旧对他持保留态度，原因在于早年路线上产生的分歧并未完全淡出集体记忆。

建国后形势瞬息万变。1955年5月，政务院正式批准为瞿秋白平反昭雪，追认为革命烈士；杭州西湖、常州浣衣浜相继立碑，人们排队献花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瞿秋白“回家”的同时，《多余的人》手稿首次公开，引发热议。有人赞叹其思想深邃，有人却摘出几句“疑似动摇”的文字，指责“消极”“颓废”。讨论愈演愈烈，甚至出现“哪有英雄自称多余”的质疑声。

1962年，国际国内形势再度紧张，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公开化，意识形态斗争骤然升级。少纪念瞿秋白的指示，一方面是出于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，担心复杂论调被别有用心者利用；另一方面，也意在突出方志敏、刘胡兰等在狱中“笔写血书、词锋不减”的坚决形象，以鲜明的价值姿态巩固斗志。毛主席对瞿秋白个人并无丝毫否定，早年在《矛盾论》中对他的评价仍在：《社会科学战线的老战士》。

这并不妨碍后世形成更全面的认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研究者对《多余的人》进行文本细读，发现瞿秋白的“迷茫”背后，是对革命道路的深刻反思，与其说是自我否定，不如说是以个人苦痛映照民族沉沦的忧思。试想，一个真正动摇的人，会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吗？

如今走进常州瞿秋白纪念馆，陈列柜里仍珍藏着他的钢笔、英文辞典、半截烟斗。讲解员常引用他在狱中最后的叮嘱：“我死不足惜，惟愿真理大明。”观众多是中年男士，驻足凝视许久，有的低头沉吟，有的轻声唏嘘。对理想的执着，对自身的怀疑，对生死的达观，都凝固在那句“此地正适合坐化”里，成为时代无法抹去的注脚。

从翻译室的小油灯，到闽西稻田里的硝烟；从长汀刑场的枪声，到几十年后关于纪念与否的争论，瞿秋白的名字始终牵动着中国革命史的敏感神经。他的一生短暂而耀眼，功过得失，自有后人评说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：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，他选择了最危险、也最光明的道路。

毛主席当年的一句“少纪念”，放到具体历史语境中，并非贬抑，而是一种策略考量；而今天资料日益完备，人们对那段往事也更能作出客观判断。方志敏、刘胡兰的浩然正气需要传扬，瞿秋白在黑暗中发出的自我追问同样可贵。英雄的形象有千百种，但走向刑场时不回头，是所有烈士共有的背影，这个背影足以照亮后来者的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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